人间 | 检察官老炮:反渎局“铁虎”的命运沉浮

发布日期:2022-07-28 09:20    点击次数:81

《大国小民》第1338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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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为为“检察官笔记”连载第10篇,“故事大爆炸2022”入围作品第01篇。

前言

“舍得一身剐,才能干政法”。

每当看到这句话,我就想起我的师父曹兵。他离开军营后,从检几十年,过许多大案,是一名真正的检察老将。

师父曾对我说,每个老检察官都是中国司法制度“活历史”的一部分。年岁长,鬓染霜,他的检察官生涯几经浮沉,身上的制服从豆绿变成淡蓝,见证着检察院的变迁。

1

2000年过后,检察院人员调整,我的师父曹兵和杨建军调到了自侦部门。杨建军担任反贪局侦查一组组长,曹兵被调到法纪检察处(后来改制为反渎职局)侦查三组。虽然两人在自侦部门待的时间都不算长,但却很怀念这段日子。

师父回忆说,自己在反渎局的办案经历,可以用一个犯罪嫌疑人给他起的绰号来概括——“铁虎”。那个嫌疑人是个涉嫌渎职的警长,是师父在反渎局啃过的“硬骨头”之一。最初接受讯问时,那个警长跷着二郎腿,高抬着下巴。师父没说话,走到他面前,重敲着椅上的扶手:“把腿放下,这里是反渎局,你身上还穿着警服。”看见师父像条大铁棍似的杵在跟前,死盯着自己丝毫不容妥协,那个警长只好悻悻地放下了腿。

师父在讯问时自有一套固定的节奏,对方根本没法打乱。他耐心地先听完警长的狡辩,再列出证据逐个击破。那个警长一时语塞,师父也不说话,只是久久地凝视着他。当那个警长嗫嚅着试图做最后的辩解时,师父当即打断他:“狡辩对你没有一点用,这些证据是铁证,你这身警皮要被扒了!”

“你真是一只铁老虎。”那个警长终于放弃了争辩,仰靠在椅背上,不停地摇头。师父抬手做了一个“请”的手势,警长也领会他的意思,就把自己给犯罪分子通风报信、帮助其脱逃的事全坦白了。

师父身边的同事听见“铁老虎”这个词,觉得很有趣,便在局里传开了。此时师父已年过半百,可人却不服老,非叫大家把那个“老”字去掉。

“我其实很喜欢这个绰号,它概括了我的性格。”师父说。

可老虎也有无奈成为困兽的时候。

2006年9月,检察院受理了一起组织卖淫案,在提审的最后,嫌疑人主动要求检举揭发,并在监室写下了举报材料,由检察官转递给反渎局。

曹兵所在的侦查三组签收了这封信,时任组长徐常华拆开信封细读之后,面色凝重,把信又塞了回去,准备递交给局长。曹兵注意到了,就问组长这封信有什么问题。徐常华看着曹兵,说:“你正好在这儿,跟我出来一趟,有事找你谈。”

徐常华把曹兵拉去检察院的侧门,抽出一根烟,叹了口气说:“这个案子我们组不能办,被举报人跟你的关系比较特殊,考虑到这个因素,我得交给局长重新分配。”

“被举报人是谁?”曹兵好奇地问。

“尹东明。”

曹兵惊讶地张大了嘴巴,怀疑自己听错了。

“你别着急,在调查清楚之前,不好轻易下结论,也有可能是那个犯人急着立功,又跟尹东明有过节,存心冤枉他。”徐常华吐了口烟。

“我相信尹东明的人品,他的性子跟我很像,是容易得罪人,但尹东明他自己是警察,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,绝对不会知法犯法。”曹兵说。

徐常华捻灭烟头,摆了摆手:“话先不要说得太早,毕竟人是随时随地都会变的。整个检察院都知道你和尹东明的关系,不仅是战友,还联合办过案。‘严打’时你们兄弟俩拿过荣誉,在本地的政法系统出过名,还登过报纸。可时代变了,很多事情啊,不好说……”

徐常华顺便提及,去年冬天,他受邀去某个政法学院开讲座,提到检察院的“反贪反渎”时,他还专门给学生们讲解了贪官的“59岁现象”。讽刺的是,那个讲座结束后一个星期不到,自己的一个老同学便被反贪局调查,年纪恰好59岁。

铺垫完这些后,徐常华异常严肃地命令道:“曹兵,你要保证自己绝对不会插手干预尹东明的案子,一句话都不能说、不能问。另外,从现在开始,你不能和尹东明见面,也不能有任何形式的联系,包括打电话、发短信、写信。如果我发现这类情况,就公事公办,绝不姑息!晚上你写一份保证材料,放到我的办公桌上,到时候我把材料和信一起交给局长。能做到吗?”

曹兵一下愣住了,回过神后,朝徐常华艰难地点了点头。虽然他觉得像是有万吨山石压在颈项,把他的头颅硬生生按了下去,但心里明白:徐组长看似话说得很直接,其实还是给自己留了几分薄面的——徐组长完全可以正常怀疑,尹东明被查,你曹兵也可能有问题。所以为了保障办案的合法性,他必须先让自己回避,并重申纪律。可自己的权力很小,也对得起身上这身制服,有什么值得怀疑呢?

此时曹兵不会料到,从尹东明案开始,接下来发生的事,用他自个儿的话说,是“好汉被逼成缩头乌龟”,憋屈极了。

2

就在两人谈话的那个下午,尹东明接到通知后来到反渎局接受调查,被带到专门的隔音房,至于这个房间的位置,没有人说,曹兵也没有问。在那之后,尹东明就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

保证书写好后,曹兵把笔一摔,放到组长的办公桌上。徐常华随即对他说,最近反渎局招了一批新人,全都是政法大学挑出来的好苗子,“他们明天去省厅培训,时间不长,也就5天,由你做领队,严文锋陪你一块儿去,好好带一带他们。这里如果有什么问题,我随时联系你”。

曹兵憋着火,却只能答应。他知道徐常华这是故意支开自己,严文锋则是他监视自己的“眼线”和“耳目”。受到尹东明的牵连,自己现在几乎也成了一个“准犯人”,要随时准备“交代问题”。

曹兵坚信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,却始终没明白他视为兄弟的尹东明到底犯了什么事。过了好一段时间后,他才从局里公开的典型案例中,得知了相关案情。

举报尹东明的嫌犯名叫黄文,声称尹东明帮助他逃避过处罚。这个名字曹兵似曾相识,询问了以前的战友,才想起此人和尹东明曾在部队共事过,亲如兄弟,“人长得贼眉鼠眼,两颗眼珠子整天乱转,好像要算计你似的,我当年懒得跟他废话,也劝过尹东明,少跟他来往”。

同期转业后,黄文被安排到基层法院做了一名法警,尹东明则进了公安局干刑侦。他们工作后的第二年,尹东明的母亲罹患直肠癌,手头拿不出钱,医疗费的大窟窿对他来说好比补天。曹兵也急,为他东拼西凑,还是差了不少。这个时候黄文曾站了出来,帮尹东明把钱凑齐了。

那时黄文早厌倦了法警这份差事,说“这种日子一眼就能看到头”。身边一些战友下海经商,做出了名堂,他看着眼红,也想谋求更好的财路。2000年后,他筹够了钱,跟朋友合伙开了一家“养生按摩馆”,这家店面在当时来说,已颇具规模。

2006年,公安局接到举报称,黄文的店内有人从事卖淫服务,便立即派人突击检查。按着举报人提供的线索,治安支队民警在会馆3楼现场抓到了一名嫖客。嫖客交代称,他走进按摩馆后,见几个技师衣着暴露,便问能不能“开荤”。技师暗示他说,这里只能提供“敲大背”、“打飞机”这样的特殊项目。嫖客就对技师说,要玩得再刺激一些,愿意加钱。于是技师将他带往3楼技师的休息室,室内的西墙有道暗门,打开后,里面的布置类似宾馆的客房……

被带到讯问室的黄文,说自己对此毫不知情。然而,那些女技师面对民警,把他组织卖淫的事干脆掀了个底朝天。犯罪嫌疑人刑拘入所后,检察官在讯问时通常会把“有无检举揭发”的问题放在最后,但黄文却狗急跳墙,刚报完自己的户籍信息,马上就说:“我要检举公安局治安队长尹东明!”

黄文对检察官说,按摩馆做的不是正经生意,需要有个“保护罩”,他经过打听,知道尹东明正好从刑侦调到治安支队做领导,就想给这个老战友送礼,希望在治安大检查的时候,可以为他通风报信,他也能提早有所防备。

“我和尹东明私下见过面,给他带了2条软中华和3万块现金,但他没有收,说他看在以前帮过他的份上,破例帮我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,以后也不会再联系,说什么让我自己好自为之——他就是在装清高!后来有几次,他给我的手机发过一条短信,意思是叫我小心点。我那些小姐本来是穿旗袍的,开叉开得很高,我赶紧叫她们换了衣服,下面穿西裤。预约3楼的客人,我也让他们改约了……”

黄文还强调,治安支队确实来自己的按摩馆检查过,并未查出异常。他在检举时态度极好,在答话的后头必定加上一句“谢谢政府”。检察官说,检举揭发的情况必须经过核实后,才能算立功。黄文的头点得像小鸡啄米,说“绝对属实”。

做法警的时候,黄文押解过很多的犯人去法庭上接受审判,最后他自己也成了押解对象。不仅如此,他还把曾经的战友拉下水。曹兵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,大腿都快要拍肿了,骂尹东明“为了哥们义气,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”。

尹东明被收监后,曹兵乘坐长途大巴专程赶到监狱去探望过。这对老战友隔着厚厚的玻璃,握着话筒的手僵在耳边,半天都讲不出话来。

跟我回忆起那天的场景,师父说,他只记得有一声沉重的叹息,不知道是谁发出的。

“我很了解尹东明,你在关键时刻帮过他,他就会永远记住,一定会想办法报答——当年借钱帮他妈治病的事,肯定也成了黄文后来的筹码。”

3

2008年晚春的一天,曹兵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电话,对方的喉咙像被砂纸磨过,说出的话像是带着毛边,可曹兵一听这个的口音和说话习惯,还是辨认出来电话那头的人是尹东明——2年期满,他出狱了。

两人约定的碰面地点在公园,他们以前一起散步的地方,时间和地点都是固定的,连具体方位都能用暗号代替。在电话里一对暗号,曹兵就听见尹东明说话发颤,他自己的鼻子也像灌了醋,分外酸楚,随口说了“不见不散”,便匆忙挂了电话。

次日傍晚,暮色苍茫,平静的湖面起了一层薄雾。曹兵坐在湖边的木长凳上,看见了尹东明远远走来,急忙起身想打招呼,但却愣在了原地——尽管他过去过监狱看尹东明,但眼前这个人,还是让他感到陌生:原先的尹东明走路时昂首阔步,如今却低着头,有些畏首畏尾,那张脸挨过了风刀霜剑,显得更为苍老,头发稀疏斑白,身形十分消瘦。曹兵只觉得心酸,就搂住他的肩膀,故意加大摇晃的幅度,希望可以借此触摸到那个记忆中的兄弟。

两人原先常去的面馆已经改成了一家外贸服装店,曹兵带着尹东明去了另一家面馆,尹东明要了三两宽面外加两个卤蛋,下筷子前,手腕却被曹兵握住。曹兵从公文包里掏出一罐辣椒酱,拧开瓶盖,挖了一勺放进尹东明的面碗里:“我知道你无论吃什么都要加一勺辣酱,而且嘴巴只认这个牌子,我特地给你备好的。”

尹东明的脸就像被狠扇了一巴掌,五官都聚拢了,赶紧埋头吃面,不让曹兵看清他的脸。可曹兵却听见强忍的抽泣声,眼泪“吧嗒吧嗒”地全都落进面汤里。曹兵装作没看见,闷头吃了一口面,面条不够筋道,口感远不如当年那家。

面不再是以前的面,眼前人也不再是当年的人。曹兵百感交集,放下筷子,右手遮挡住眼睛,声音略微颤抖,刚说出“兄弟”这两个字,喉咙就哽住了。

尹东明终于哭出了声,曹兵也跟着落泪。

走出面馆,两人回到公园里的健身步道上。尹东明说自己曾在监区撞见了一个以前办过的犯人,两人打了照面,彼此都傻眼了:“老曹,你能想象吗?你曾经抓过他,结果你现在成了他的狱友,穿着一模一样的囚服。他不敢直接说,但是话里有话,那种挖苦、嘲讽比枪毙还难受。”

尹东明说,2年多说长不长,说短也不短,算是他人生中的坎儿。可这道坎儿也是他人生的分界线,那身警服扒下来以后就再也穿不上了,当年擒拿凶犯的“公安英雄”,成了刑满释放人员,这种身份落差,让他“早在心里把自己枪毙了几万次”。出事后,妻子跟他离了婚,房子划过去了,但常来监狱看他,送过衣服和钱,女儿在国外结了婚。如今他出来了,无依无靠,也无处可去。

曹兵想说点鼓励的话,但觉得光动嘴皮子并不管用。他想了想,带着尹东明来到附近的建行,从ATM机取出2万元现金,塞给尹东明说:“不怕你笑话,平常单位发的工资都上交了,这是我的一点私房钱,全都取了,你先拿着,也别急着还,凭你的能力,我知道肯定能还上。”

3天后,曹兵接到一个电话,对方说尹东明出事了,人在医院里。他跨上自行车就往医院赶,到了地方才知道,下午尹东明去菜场买熟食,看到有人抢钱,想都没想就冲了出去,追到半途,脚被巷道堆积的钢材绊倒,疼得根本爬不起来。好心人帮他打了120,曹兵借给他的钱,在医院就花掉了1/3。

那年尹东明49岁,当年跟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升职升官,自己却落得一无所有。他卧在病榻,对曹兵感叹:老了,警服被扒了也好,要是穿警服抓贼,把自己弄成这样,那真是闹笑话了。曹兵也发愁,平时省吃俭用、背着老婆偷偷攒的私房钱全部借给了尹东明,可眼下他左腿骨折,后面的护理还要用钱。

光顾了尹东明那头,曹兵却没顾得上自己。

一个天色阴沉的上午,曹兵正在组织大家给汶川捐款,局长突然把他叫到办公室,跟他谈了半小时,等他走出房间,只觉得“脚下发飘,天旋地转”。

局长向他下达了人事通知——当前,检察院控申部门的信访量已攀升至高位,接待窗口严重缺人,反渎局也面临新一轮的机构调整,昨天下午,“检察院政治部、反渎局和控申处经过开会研究,决定将曹兵同志调往院信访办公室指挥工作”。

曹兵不想让同事们察觉出异样,回到办公室后,硬挤出笑容,继续登记捐款名单。组长徐常华想必已经知情,过来找他聊天,想安抚一下他。曹兵却挥手拒绝:“局长刚才已经通知过了,老徐你先忙吧。你放心,我只要在反渎局一天,就会把手头的活儿做好。”

反贪、反渎是检察院的门面,更何况,曹兵本人也在反渎局立过个人二等功,多次荣获市政法委颁发的荣誉。他在组里人缘也很好,年轻的同事们都很喜欢他。让他“下沉”,只是官方的说法,调他走的另外一个说法,是他多年以后听到的:由于性情坦直,他不慎得罪了领导。

“所以说啊,人一定要心态好,事情既然已经发生,关键看自己怎么去对待了。你要是说岗位‘下沉’,那肯定越想越气,容易想不开。可你要是说‘锻炼’、‘履新’,就不会那么难过了。”七八年后,已经成了我师父的曹兵,如是对我总结。

4

曹兵最初调到信访办的时候,很难适应,“那真是一段令人血压升高的日子啊”。老搭档杨建军就专程赶去信访办,给他做“心理疏导”。十几年的交情,杨建军太懂曹兵的性子了,也明白这种调动摆明了就是要让曹兵吃苦头的——曹兵过去在办案中积累的工作经验,到了控申处很难能派上用场。

曹兵时常要去控申大厅巡查。有个老爷子,背着灰蓝色斜挎包,拎着黄色塑料袋,里面放着保温杯和干粮,每周一、三、四的早上9点,准时到控申大厅门口“报到”。老人告诉曹兵,他家住在偏远的郊区,坐公交车过来要花费2个多小时。向曹兵诉苦时,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和高血压老人越讲越激动,用食指戳着曹兵说:“我血压很高,受不了刺激,要是把我气得血管爆掉,你们全都要对我负责任,还要对我家老太婆负责!”

曹兵劝慰了一番,待情绪好不容易平缓后,老爷子又细说了自己要反映的情况:他坚持认为自己家动迁核算面积有误,疑似存在失职行为,想上门找“有关部门”要个说法,不料却被踢来踢去,好不容易找对地方,对方却一直拖延,久而未决,无奈之下,只好跑到控申大厅来了。

“答应了他,就得帮他处理”,可“有关部门”仍然一拖再拖。曹兵看不下去,只能亲自打电话问询,遇到对方给他打官腔的时候,他也只能“三连问”——你说的“尽快”是不是猴年马月?“抓紧”到底抓得有多紧?“落实”究竟落到实处了吗?

“那里气人的事太多,几天几夜都说不完”,在信访办,曹兵的血压时常飙高,觉得头昏脑涨,只能开始学着收敛爱发脾气的性子,怕跟别人一着急,自己血管先爆掉。那时,他的健康已经亮起了红灯,“六高”全占,一样不差。高血压是他的“老朋友”了,最早发现超标的时候,他还以为是血压计坏了。他的口味很重,爱吃腌菜,在家自制香辣萝卜片,撒上芝麻和香瓜子仁,闷进玻璃小罐,味道确实一绝,还喜欢吃黄油饼干和油墩子这些高糖高脂的食物,所以血糖偏高,血脂严重超标,体检测出的甘油三酯指标比正常值翻倍。但他对这些都没放在心上,从未忌口,“这也不能吃,那也不能吃,活着还有什么劲?”

家里也不顺,儿子嫌他催婚催得烦,跟他打冷战,半个月都没理他;再看看股票,一片“绿水青山”,全部套牢,他舍不得割肉,只能自我安慰“钱乃身外之物”。

师父回忆说,那时他照着镜子, 仙乐飘飘都会对着镜中陌生的自己发愣:“我的头发本来是非常浓密的,天然卷,每年能省掉几笔烫头的钱。可那时候我都快秃了,变成个荷包蛋,跟杨建军有得一拼了——不过世事难料,我自己刚调换部门没多久,杨建军也被从反贪局调了出来。”。

在一起外地案子成功办结后不久,杨建军便收到检察院院政治部的通知,被调到驻看守所检察室。

此时曹兵已在信访办工作了几个月,两人时常通电话。杨建军打电话说了自己调岗的事,提醒曹兵别忘了随身带降压药和保心丸,曹兵也让他调整好心态,准备驻所工作。

驻所检察室在监所外围,屋内的地砖还是90年代铺的,从未翻修,采光也差。依照杨建军的检察职级,算是监所处的三把手,但眼下的情景,仍然让他颇感失落。在这里,他要负责第二监区的巡查,管教民警告诉他,二监区关押着很多重刑犯,“个个都是刺头,人人都是奇葩”,着实令人头疼。杨建军听后自嘲道:“我在反贪局就掉了好多头发,现在估计全要掉光了。”

果然,不出半年,他大半个脑袋就秃了。

驻所以后,杨建军的烟抽得更凶了,每天打底一包半。看守所内严禁吸烟,他在室外找到了个合适的吸烟点,又在窗檐边上放了个空茶叶罐当烟灰缸。有同事来了,他就发两根,没人的时候,他就站在石阶上,凝望着高墙外的天空。

曹兵下班后常常骑车到看守所,每次都能把正抽烟的杨建军抓个正着。他向来是反对杨建军抽烟的,嘲笑对方没有毅力,不像自己“说戒就能戒”。

“老杨,抽到这种烟屁股就不要再抽了……”

“老杨,你这样下去不行,两个肺比煤饼还要黑。”

“老杨,你为什么还在抽?!”

曹兵找到杨建军的同事,用开着玩笑的口气建议他们没收杨建军的烟盒,对他每天的吸烟量实行严管严控:“以后你们抽了5根,才能给他发1根,明白吗?”

其实曹兵理解杨建军的“复吸”——那时驻所检察室缺人手,看守所的羁押量又逐月升高,杨建军不仅要巡视自己管辖的第二监区,还要巡查对面的第三监区,很多工作也要他亲自去办,整天忙得连轴转。那时杨建军要值夜班,食堂的夜宵只有馒头、稀饭和咸菜,有时候,曹兵会在自行车车筐里放着自己在家腌制的香辣萝卜片,还有两大包苏打饼干,带来给他改善伙食:“坚决支持老杨同志的工作,给你带了点‘战略物资’。”

杨建军笑了,跟曹兵聊起看守所的人偷偷给他取的绰号:“上次我抓到办案人员‘单人提审’,又查到监区特保私卖香烟,发了几份《纠正违法通知书》,后来他们就背地里就叫我‘黑面杨’——这外号还挺好记。”

“那我以后叫‘白脸曹’吧?这样我还是你的老搭档。我们一个唱黑脸,一个唱白脸。”

“那谁演关公?给你来一个‘捉放曹’。”杨建军笑道。

“尹东明”三个字像条件反射一样到了曹兵的嘴边,又被他生生咽了回去——他和尹东明都喜欢看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,尹东明的眉眼跟关羽的扮演者的确有几分神似,又像关二爷一样重情重义,可这“一捉一放”,令曹兵又想起尹东明心中的暗疤,于是换了话题。

5

过了些日子,曹兵又去了驻所检察室,他进屋后,往桌上放了苏打饼干和胃药,对杨建军说:“我在外面看着你走过来又走过去,碰到了什么问题?我帮你参谋参谋。”

杨建军告诉曹兵,最近他很关注一个名叫童永兴的在押人员。此人今年23岁,技校肄业,因涉嫌盗窃于2008年10月被刑拘,羁押入所后被分配在225监室。童永兴犯的案子有点特殊——盗窃邻居晾晒的女士内裤,后来发展到入室行窃,结果被男主人抓住,扭送到当地派出所。进了监室后,他在“铺头”的胁迫下,交代了自己做的事情,刚一说完,犯人们就哄笑起来,直到引起管教的注意,才勉强忍住。

童永兴肤色苍白,身形瘦弱,1米8出头,大腿跟胳膊一样细。打架没有身材优势,犯下的案子又令人鄙夷,同监们争相压榨他,逼迫他值岗、洗衣服和打扫卫生,后来就开始抢他的食物。童永兴被如此一番折腾,肠胃的老毛病复发了。一天晚上,他挨不住胃痛,向管教打了报告,然后被带到了看守所5楼的医务室,可偏偏对症的药品正在补货。这种药杨建军是随身携带的,曹兵也经常给他“补给”,知道童永兴跟自己同病相怜,就把药给了他。

在管教和杨建军的盘问下,童永兴终于吐露出了实情,并央求他们放过那些犯人,“不然我以后的日子会更惨”。杨建军沉吟片刻,对童永兴讲:“你别担心,好好吃药,把身体养好,这个事情我们帮你解决。”

监区领导和管教介入后,霸凌童永兴的犯人们受到严惩,童永兴也被调到了新监室,待遇有所改观。但每次面对问话时童永兴心事重重、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,还是引起了杨建军的注意。杨建军约谈了童永兴同监的犯人,那人也说童永兴最近心神不宁,胃口也差,饭菜只吃了两口就饱了,晚上老是在铺板上翻来覆去,都影响别人睡觉。犯人们看他老实巴交的,才没有发作。

凭据经验,杨建军推测童永兴肯定有心事,且这个心事多半与“隐案”有关——是他自己犯下的,还是另有其人?

深挖隐案是杨建军的日常工作,但他并不打算立即开展谈话教育,因为还没到最佳时机。杨建军偶尔找童永兴谈话,关心他的病情,提醒他“要时刻遵守监规监纪”,唯独不提案子的事。时间一长,童永兴对杨建军逐渐产生了信任。

转眼到了11月底,在杨建军照常巡视监区时,童永兴终于鼓足勇气喊了报告:“杨检察官,你现在有空吗?我有事情向你汇报。”

杨建军却说:“快到饭点了,你先吃饭吧。”

他是故意这样说的,目的是让童永兴的情绪彻底到达临界点。果不其然,次日上午9点,童永兴又一次提出要求约见检察官。

坐进谈话室,童永兴说:“我要揭发我大哥蔡金阳,他和我抢过一个妓女的钱,蔡金阳把那个女的杀了,还碎了尸。以前我害怕蔡金阳报复我的家人,所以我想说又不敢说。”

蔡金阳其实是童永兴的初中同学,童永兴叫他“大哥”,是他的“小跟班”。2005年7月5日傍晚,蔡金阳玩老虎机输了钱后,叫童永兴“到发廊那边招个小姐玩玩”。见童永兴不应声,蔡金阳便一直在旁边唆使。

童永兴有些害怕,问:“被警察逮到了咋办?”

“你他妈就这点出息!”蔡金阳说,“怕什么,出了事我帮你顶着。”

童永兴刚把蔡金阳看中的小姐领进屋里,蔡金阳便将她扑到,骑在身下,双手猛掐女人的脖子。女人没了声响,蔡金阳伸出食指放在她的鼻孔下方探了探,然后冷眼盯着地上的尸体。童永兴被吓住了,蔡金阳朝他翻了个白眼,说了句“干活了”,就拽过女人的黑色坤包。拉链的质量很差,滑到中间卡住,他就双手抓住拉开的两侧,使劲往外扯,把人造皮革都撕出了细屑。蔡金阳翻出1000元现金,分给童永兴200,然后踢了一脚尸体,警告他说:“今天的事情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,你要是敢说出去,我就来找你麻烦。你听清楚了吗?”童永兴不敢出声,只得拼命点头。

“呵,我看你这个怂包也不敢。”蔡金阳抬起下巴,用蔑视的口气说,“反正这个婊子是你给我叫的,现在你跟我在一条船上,你永远也别想撇清。死人让我来处理,你帮我把垃圾袋扔掉。”

交代案件时,童永兴一直低着头,声音小而细,像蚊蝇在盘旋,瘦长的脸上露出苦笑:“说起来也可笑,明明我是蔡金阳的帮凶,结果杀掉那个女人,我自己倒留下了后遗症——关在这里,我总是半夜睡不着,反反复复就在想这个问题,当初蔡金阳为什么会选上我?可能他就是看上我胆小、好欺负吧。假如我换成他,再借几个胆子给我,也绝对不敢杀人。不怕你笑话,别说是杀人了,就算打架我都不敢,也打不过。”

杨建军说:“我不会笑你,你敢把这件事讲出来,就已经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,都可以跟我说。”

童永兴说他怕蔡金阳被警方抓获后,将罪责全部推卸在他身上,导致自己罪加一等。

杨建军让他不必多虑:“在罪责方面,我们会依法查证,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。你交代的这个案子,如果查证属实,法律上会从轻或减轻处罚。”

6

公安局追逃办收到杨建军移送的线索材料后,立即展开调查。民警们发现,2005年7月市区发生的一起失踪案,失踪的是个女人,相关信息与童永兴的供述高度吻合。

但是,蔡金阳却迟迟没有落网。

杨建军说:“找不到蔡金阳就前功尽弃,案子确实存在,可是人又逃到哪里?”

“别多想,有些事想破脑袋也想不出来。”曹兵说,“说不定哪天他就被抓到了呢?”

那天曹兵刚从杨建军那里出来,转头又去看望尹东明。进屋后,尹东明和他并排坐在破旧的黑皮沙发上,无意中聊到了杨建军,曹兵便说起老杨最近办的案子。

“那个凶手叫什么?”

“蔡金阳,你认识?”

尹东明是随口一问,曹兵也是随口一说。可是话刚说出口,曹兵的肠子就悔青了——这个蔡金阳,正是尹东明过去的狱友,因为盗窃进去的,比尹东明早2个月刑满释放。

直觉告诉曹兵,尹东明很可能想借这个机会弥补他不能再当警察的遗憾。可他已不具备调查和执法权,如果在调查中做了出格的事,这个责任没有人可以担当得起。曹兵告诫他:“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线索,那就再好不过,可以提供给杨建军,也可以交给公安,但你自己千万不要擅自行动。”

尹东明望着手中的烟,许久才点头。

蔡金阳在服刑期间,跟狱友聊天时说,等他一放出去就去“开荤”,直奔发廊和足浴店,还大言不惭地讲,那边方圆几公里的足浴店,所有技师全都是他的“老相好”。这些话是尹东明手头仅有的线索,有没有用,尹东明自己也不确定——可即便是蔡金阳吹过的牛皮,尹东明也要亲自撑开看个究竟。

尹东明骑车去了蔡金阳说的地方,根本找不到那些店面,问了附近晒太阳的老人,才得知原来街区做过一次“大整顿”,那几家经营范围暧昧不明的小店全被拆除了,整条街面刷成了一堵干干净净的白墙。

尹东明又赶到另一个蔡金阳提过的居民区,那里有一片群租房,住着他的狐朋狗友。可这次又扑了空——这2年城市变化很大,街区推掉了危险的群租房,只在垃圾厢房边上看到半个损毁的铁架床。

尹东明不甘心,打算一直找下去。曹兵觉得干这事费力不讨好,问他图什么呢?可尹东明却说:他这样做不是为了向任何人证明什么,也没有证明的必要,只是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,把自己丢掉的尊严找回来。

知道尹东明是头犟牛,认准的事谁也拉不回,曹兵也就不劝了。

因为怕违反工作规定,案件的后续进展,曹兵没再问杨建军。尹东明骑车跑了好几个区县,啥也没找到。他发动曾经的“狱友团”,寻找蔡金阳的下落,却没人理他,还有人笑他“闲着没事干”。

就连自行车也笑话他,后轮罢工了,在路上嘎吱作响,刹车也慢了半拍。尹东明把车拖到了街角的修车铺,在路边点了根烟。头顶烈日,街上行人稀少,他无意中看向马路对面,看见了自己的狱友倪敬东恰好蹲在对面的路牙上。

尹东明打开兜里的录音笔,过了马路,甩给对方一根烟,马上切入正题:“你在里面跟蔡金阳关系最好,知不知道他在哪儿混?”

倪敬东说,出来后,蔡金阳找他,还送来了一部二手的黑色诺基亚。他猜到这手机来路不正,没敢收。

“我最近怎么没看到他?你知道他到哪里鬼混了?”

“要不你去北郊找找看,那里有个二手市场,什么人都有,每次蔡金阳干完小偷小摸就跑到那里销赃。”倪敬东讲到这里,有点起疑,“别人放出来都恨不得跟里面的‘老朋友’撇清关系,你怎么那么想找到他?”

尹东明不动声色,又给倪敬东发了烟,说自己出来后很难适应新生活,没朋友,也没人愿意跟自己交朋友,就想找人叙叙旧。

“我好心提醒你,出来找谁也别找蔡金阳,他这人不想走正路,说不定又进去‘回炉’了,你能找到他才怪呢。”

“多个朋友多条路,你看我不是找到你这个老朋友?但是你放心,我自己做事有分寸。”尹东明假装存了倪敬东的手机号码,又套出了对方和蔡金阳相遇的时间和地点。

倪敬东说,如果真想找蔡金阳,还可以前往另外两个地方:一个是西郊棚户区,那里还残留着几家发廊;一个是北郊的歌舞厅,用废工厂改建的,毗邻二手市场,蔡金阳销赃完,就会去那里潇洒。

7

尹东明不是没想过亲自去抓蔡金阳。他自认是个练家子,当年从部队出来可是在警校当过教官专门教擒拿格斗,对付蔡金阳不在话下。可他又害怕,真出了什么岔子,“回炉重造”的就是自己了。

权衡之后,尹东明让曹兵把录音笔转交给杨建军,说录下的资料有没有用,他也拿不准。

曹兵把笔放进左胸口袋,郑重其事地说:“尹东明同志,你这半个多月跑得那么辛苦,把自行车都快骑报废了。如果线索真实有用,一定要给你奖励,至少要颁发奖状。要是没人发,我自己给你颁一个!”

到了驻所检察室,曹兵则对杨建军讲:“老杨,你看尹东明提供的这些材料有没有用,没用的话,我就随便编个理由安慰他,跟他说‘这些线索真的太有用了,我们准备奖励你’。奖金就算了,我手头也没多少私房钱,老婆最近查得越来越严,到时候我们请他吃顿饭就好。”

“不,你低估了他。”杨建军给出肯定的答复,“尹东明做的这些基础工作非常关键。”

公安局追逃办收到尹东明提供的线索材料后,经过多方协力,最终将蔡金阳成功抓获。

正如童永兴所担心的那样,到案后的蔡金阳辩解称,当时他自己只负责招嫖和望风,杀人、抢劫、碎尸,全是童永兴一人所为。杨建军说,当时刑侦支队为了查明案件事实,专程赶赴看守所对童永兴进行突审,并于当晚召开了案情分析会。警方在会上指出,童永兴和蔡金阳两人的口供存在很大出入,都互相把罪责推给对方,只有对赃物的供述是一致的——他们都说对方从被害者那里拿走了一部黑色的摩托罗拉。

公安调整了侦查方针,决定“以人寻物”。几天后,北郊二手市场的一个店主从公安出示的照片中辨认出了蔡金阳,说自己3年前曾从蔡金阳手上收过一部二手的摩托罗拉,手机的特征与蔡、童二人的供述相符。店主记性不错,说由于手机的按键磨损严重,他起初并不想收,后来蔡金阳反复强调说“半卖半送”,最终以40元的价格成交,那手机后来也没转卖出去,现在还放在玻璃柜后面的抽屉内。

公安将手机交由报女儿失踪的老两口辨认,他们声称这就是女儿曾使用的手机。与此同时,另一边刑事技术科也传来捷报,经过相关的生物比对,凶手正是蔡金阳。

公安火速赶往看守所提审蔡金阳。面对铁证,蔡金阳瘫在椅子上,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

知道杨建军挖“隐案”的事办妥了,曹兵也跟着舒了口气。

杨建军荣获市政法委颁发的“先进个人”奖励。表彰大会结束后,他给曹兵打了电话,让他把这次的“无名英雄”尹东明约出来。

老哥仨重新聚首,杨建军提议拍一张合照,就像十几年前捕获“奸杀恶魔”后他们在检察院门口拍的那样。尹东明摇头,曹兵只好跟杨建军说:“照片就不拍了,我们都老了,拍了也不好看。”

杨建军心领神会——相较当年,他和曹兵只是调动了岗位,可尹东明却已不是警察了。

3人在饭馆聚餐。杨建军点了几个家常菜,没要酒水,只喝桌上的大麦茶。虽然曹兵觉得“喝了酒,该说的、不该说的,都会说出来”,但如今,他们都是知天命的岁数了,有些不能说的话,彼此也心知肚明。杨建军说完开场白,以茶代酒,敬了一杯,之后没再说什么。曹兵连讲了几个笑话用来活跃气氛,直到饭局结束。

饭后,落日正圆,树影微动。3个人漫步在空旷的街道,曹兵随口哼着歌,调子抑扬顿挫,杨建军和尹东明也跟着哼起来。

师父记得很清楚,那时他哼唱的是电视剧《三国演义》的主题曲:

“滚滚长江东逝水,浪花淘尽英雄,是非成败转头空。青山依旧在,几度夕阳红。”

8

2013年,我调去检察院侦查监督处,曹兵成为我的师父。

初见曹兵,我觉得他的长相也太过凶神恶煞了——眉似刀剑,眼如铜铃。往好听了说,像从寺庙的天王殿里偷跑出来,一副明眼鉴察人间,倒是能震慑住嫌疑人;往不好听了说,这副凶巴巴的样子,总让我怀疑自己是不是欠过他的钱。

我给师父留下的印象也不好,他后来总是带着调侃的语气,说初次见面时我“戴副眼镜,看起来愣头愣脑的”。

刚开始共事的第一个月,他看到我总在敲键盘,随口就问:“你写审查报告的时候,怎么从来都不去翻橱子里的工具书?”

我解释说:“咱们的系统里有个法律工具软件,点进去以后,涵盖了全国所有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。”

他连连摇头,说身为检察官,不能总是依靠互联网,应该牢牢记住那些法条,背得滚瓜烂熟,然后活学活用。我心想,你这个老家伙也过于因循守旧、不懂变通了,嘴上只敢说,侦监处承办的案件量很大,办案期限也很紧张,“只有依靠电脑软件才能更好地提升办案效率啊”。

“如果别人让你释法说理,你想到某个法条,脑袋瓜突然卡壳,然后对他说,‘不好意思啊,我忘记了,你等一下,我到系统里面去查。’这不是让别人看笑话吗?”他不肯让步,“做检察官这一行,那些法条就应该像你的老朋友,面孔什么特征,脾气什么样,你在心里要一清二楚。”

这话说得有理,我没法辩驳。从书橱里抽出那本厚重的大部头,书页边缘粘着五颜六色的便签条。师父还在上面写了密密麻麻的摘要,字不算好看,但很端正,至少能看清。我想象着他戴着老花镜、伏案在大部头上做笔记的画面,心里有些羞惭。

拇指拨弄书缝,纸张一页页快速翻过,在中间的某一页骤然停下——那里夹着一张照片。照片背面的水渍已发黄,在边角处晕开,显然有些年头了。照片上站着一个陌生男子,大约30岁,身穿笔挺的军绿色制服,立的是标准军姿,双手紧贴着军裤中缝,气宇不凡。

那时,斗嘴就是我们师徒之间的家常便饭。一次,我们去看守所提审嫌疑人,由于支气管炎发作,我咳得厉害,师父很嫌弃地说:“这还没上战场呢,你就咳成这样了,不是让犯人看笑话么?你平常肯定不锻炼,一个小伙子,病怏怏的。”

“师父你别光顾着讲我,上次是谁爬个2楼就气喘得不行?我吓得都想给你打120抢救。”我也没好气地说。

“我是因为有高血压。你不信可以问问别人,几年前我在街上对付一个抢女包的,大气都不带喘一个!”他也许是真的老了,而且也太爱把那个“见义勇为”挂在嘴边了,这句“大气都不带喘一个”,我都听过很多遍了。

抵达看守所,师父没有立刻到监区提人,反而先拐到杨建军的驻所检察室,要了一盒润喉糖,塞到我的手里。

下午2点半,我们提审一名涉嫌强奸的嫌疑人。那个犯人翻供了,反复说一些毫无意义的辩解。师父很讨厌这样的人,厉声问他:“到底是有还是没有?这案子有铁证,翻供对你一点用都没有。欺负女同志,你还有理了?!”

说完,他就用左手食指轻敲着我的玻璃水杯,示意我多喝水。

第二天清早,我的办公桌上多了一盒止咳糖浆,问了同事才知道,是师父偷偷放的。他平时习惯早到,和当年一样,不爱动嘴,总是悄悄地把事做了。

磨合了一年,我慢慢发现师父身上的“闪光点”:他富有正义感,虽然年事已高,但身子里好像永远有一股劲儿。他从不说官话、空话,只说大白话,虽不中听,却不乏真知灼见。

他知道我自尊心很强,从不会当着别人的面批评我。只有我们师徒二人在场时,他才会反锁上办公室的门,像谈心教育一样,把我在审查工作中欠缺的地方罗列出来。他对我的工作要求很严格,制作法律文书的时候,别说是案件分析文本,哪怕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允许出错。

但当我在市检察院组织的辩论赛上获得最佳辩手时,他甚至比我还要兴奋。那天下班,他还去了驻所检察室在杨建军面前显摆:“你看我徒弟多厉害!”

9

2016年12月的一天,师父把我写的检察调研文章专门打印出来,戴起眼镜认真看。过了5分钟,才放下眼镜,揉着眼皮说:“比以前有进步,措辞更严谨了。”

我趁机嬉皮笑脸,说想写一写身边的老检察官的故事,可以先从他写起。为了让他放心,我说保证会在文章里把他“往好了写”。

“那不行。”师父摇头,“你写的是故事,又不是写‘曹兵同志的先进事迹’。”

“那我就得先深入了解一下了。”我说——然后,就想起那张夹在大部头里的旧照,没过脑子,张口就问师父那个穿着老式警服的男人是谁。

师父微笑着的脸一下就变了,眼神也黯淡下来,仿佛被戳中了一块不为人知的伤疤。他长长地呼出一口气:“这张照片夹在书里很久了,我一直没跟你说,其实,说出来也没什么……”他起身走向书橱,双手微颤,缓缓地抽出大部头里的那张旧照片。

照片上的男人叫赵嘉辉,与曹兵是同年入伍的战友,退伍后分配到公安局工作。这张照片拍于他第一次穿上警服的那天。能看出,当天的光线很充足,赵嘉辉站在阳光下,嘴角微微含笑,昂首挺胸,警服合身,英气逼人,像广场上的国旗手。

1993年11月7号,赵嘉辉所在的县城发生一起特大抢劫杀人案。凶犯在作案前盗取了一把“五四”式手枪,杀了饭馆老板家中四口人,劫走大量现金。公安赶到现场时,在几具浸在血水中的尸体里,发现老板的大女儿尚存生命体征,便立即将其送往医院抢救。最终,她保住了性命,却终生瘫痪。

公安局紧急制定抓捕计划,很快锁定了凶犯的藏身处。师父说,小赵很勇猛,在部队时射击成绩总是排第一,对自己的枪法十分自信。展开抓捕时,小赵看见凶犯举枪对准身边的同事,情急之下也举起手枪,跟凶犯几乎是同时扣下了扳机。

子弹无眼,赵嘉辉打穿了凶犯的肩膀,凶犯的子却弹击中了他的心脏。眼睁睁看着同事倒地,公安干警火速发动强攻,选择顽抗到底的凶犯身中3弹,失血过多,死前表情狰狞,紧紧握着手枪,怎么都掰不开他的手指。

次日上午,赵嘉辉殉职的消息由战友转告给了曹兵。闻此噩耗,曹兵愣了整整半天,一句话也讲不出来,连笔都握不动。杨建军问怎么了,曹兵就哽咽着道出实情。杨建军听了,拍了拍曹兵的肩,没有说话。

在小赵落葬后,曹兵久久地伫立在墓碑前,亡人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眼前,他使尽了全身的力气,朝墓碑做了一个标准的军礼,过了很久才舍得放下。他粗糙的手掌往脸上胡乱一抹,转身的一瞬间,他感到身后站着一个人,目送他离开。

师父把照片轻轻地放在桌上:“我和你之间可能有代沟,你不一定能够理解我们这代人的观念。有句话叫‘人活一口气’,我们部队的人,这口气就是给国家准备的,永远把国家放在第一位。我把小赵的照片一直夹在书里,尽管有时候翻到,我心里还是像被放了冷枪,但是我能提醒自己,从事的是什么工作,职责是什么,也不要腐化堕落,变成一个被自己鄙视的人。”

往后的日子,师父常常给我看他的那些老照片,午休时便成了我的采访时间。他给我讲的第二张照片,就是他和杨建军、尹东明在1996年破获“12.26案”之后的合影,那张照片被他摆在书橱第二排最显眼的位置。他总会问我:来得及写吗?我点头说没问题。他又说:“你拿手机放在桌上录音也可以,都是我过去的事情,不是什么涉密内容。”

师父又翻了几页,找到他过去参加政法工作会议的照片,用龟裂的浊黄指甲盖指了指照片中的几个人——他还记得这些人的名字和职位,如今他们有人已离休,有人离开了政法岗位,甚至也有人锒铛入狱。

师父说,他一直怀念当年在批捕科、反渎局的热血豪情,但当下,他也无悔无憾:“我做了几十年检察员,最自豪的不是办过哪些大案,得过哪些荣誉,而是带出了两个争气的徒弟。一个叫杜勇,以前我在信访办的时候带过他,你肯定对他很熟悉,因为他经常出现在电视里面,后来成为全国优秀公诉人——另一个嘛……”

他刻意停顿下来,我们相视而笑。

10

2018年春节过后,我收到通知,调往市院重罪检察组。

面对离别,我能感受到师父的不舍,但他不愿表露出来,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,嘴里哼着老歌。早上8点一刻,他在行装处借来一部手推车,我往车里装上要搬走的纸箱,然后一起进了电梯。我想我应该跟师父说点什么,就算开个玩笑也行。平常说的话很多,但此时我反倒卡了壳——也许又只是内心藏了太多话,全都堵在了一起。

师父送我到门口,快要上车时,搭住我的肩膀,说:“不要舍不得,分了合,合了分,这都是人间的常态。再说了,人往高处走嘛,你调过去是好事,重罪检察组里面都是精英,对你来说是一个绝佳的锻炼机会。”说完,又不忘告诫我:“无论到了哪里,夹紧尾巴做人。”

我说:“不管走到哪儿,我师父都是曹兵。”

这话,“师兄”杜勇曾经也对师父说过。师父听后,把头别了过去,一直没有转回,只挥了挥手:“快走吧,不要耽误了。”

汽车驶出20米,遇上红灯。我看向后视镜,发现师父还是站在检察院门外,望着车子离开的方向。街道行人稀少,他看起来很孤单,还有几分落寞。

几个月后,我回区检察院办事,顺便看望师父。他说,司法改革以后,检察院反贪反渎的干警转隶去了监察委,今天反渎职局要摘牌了,正好是最后一天,问我能不能帮他和牌子拍一张合照,日后留作念想。

天色已经有点发暗,我们赶紧下楼去到检察院的门口。他缓步走到白面黑字的竖牌旁边,整理着装,像在参加一场庄重的仪式。领口、领带和袖口全部理了一遍,却还是不满意,又问:“我的领带正吗?”我到他跟前,为他摆正红领带的那一瞬间,突然想起,几年前我们去看守所提审,那时是他为我整理的领带。

整理完仪容,我半蹲下来,用手机给师父拍了照。他所有的照片都是咧嘴笑的,唯独这一张,神情肃穆,唇线的弧度反而向下。拍完照片,他侧过身望着牌匾,抚摸着“反渎职局”那几个黑字,轻声说道:“再见了,老朋友。”

2018年12月的一天,“师兄”杜勇忽然打电话给我:“曹兵出事了。”

我心头一紧。

杜勇说,下午4点多,部门开展政治学习,师父在会上讲话,说到一半,头一歪,整个人从座位上摔了下来,身边的同事吓坏了,赶紧围到他身旁,要扶他起来。师父的意识还算清醒,但是话讲不清楚了,右脸是歪斜的,口水往外流淌。部门领导马上叫了救护车,杜勇报备过后,钻进车厢,陪在师父边上,他握着师父的右手,发觉手背像冰块一样凉。随车医生说这很可能是脑卒中,让师父尝试着举起双手,但他只能举起左手,右胳膊怎么也抬不起来。

“他目前在抢救室,我知道你跟曹兵的关系,想来想去,还是要告诉你,否则你到时候会恨我——你现在方便过来吗?”杜勇随即说了医院的地址。

“我马上就到。”

我鼻子发酸,不停地安慰自己:师父不可能有事,我想写他的那篇稿子还没写完,答应过要给他看……我时常会不由自主地想象着他看那篇稿子时的神情,而我在一旁等着他的夸奖或是批评……

即将到下班高峰了,我赶忙用冷水冲了冲脸,振作起精神,驱车抄了最近的路线,驶上中环高架,直奔医院。

在急诊大厅门口,我和杜勇碰了面。我问他师父情况如何,杜勇摇了摇头,神情有些颓丧。他好像怕我扛不住,把声音放得轻:“半边儿动不了了。”

我愣在原地,说不出话——半边身体无法动弹,就意味着师父今后的生活要在病榻上度过了。可他向来是个待不住的人,稍有空闲,便和杨建军出门钓鱼或者去逛花鸟市场,往后可怎么办?

“医生看了CT片子,说耽误了。现在人躺在抢救室吊盐水。”杜勇说完,又告诉我一件事——今天上午10点多,师父跟同事说,他有点偏头痛,内眼眶很疼。同事问他要不要去医院看看,他还摆手说不用,可能就是感冒上火,马上到了午休时间,睡一觉就好了。

我们进到抢救室,师父在西面3号床,人还算清醒。师母守在床边,我跟她打了声招呼,师母的声音有些哽咽:“刚用了白蛋白的药,只能先把命保住。”

我点了点头,把目光放到师父身上,他脸色苍白,半张脸松垮下来,看起来很疲惫,眼皮在打架,却不想睡。我轻抚着他的手背——那是一只大手,淡褐色的老年斑从腕骨那里翻越而上。师父现在连转头都很吃力,只能移动眼球,一言不发。

那时我以为他只是太疲乏,没有力气讲话,直到晚些时候,杜勇拎着盒饭回来,在急诊室门外才悄悄地告诉我:师父的病情不容乐观,以后很难再正常讲话了。

11

师父出事那天,杨建军正对看守所做夜间突击巡查。第二天清早,他心急火燎地赶赴医院,执意要陪夜。师母果断拒绝:“一个老曹已经倒下了,你是他最好的朋友,不能也跟着倒下。”

杨建军后来跟我说:“老曹是我的老同事,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对我的徒弟林凯讲过,你想要了解我,可以先了解我的朋友,我这个兄弟是‘铁老虎’,嫉恶如仇、有正义感,跟我肝胆相照。我这辈子,有他这一个朋友就足够了。他出事,对我的打击太大了,我过了很久才缓过来。”

2018年12月23号,师父出院了。医院附近的商铺提前挂上了圣诞的鲜红装饰,当天的阳光很好,但我们所有人的心情都是阴郁的。师父体重180多斤,我和杜勇一起把他抬进汽车后座,我怕他在颠簸中摇晃摔倒,放稳后又给他系上了安全带。师父的左手够过来,轻轻拍着我的后肩,我心里越发酸楚,但还是强忍眼泪——脑卒中已经给师父带来了巨大的精神打击,要是我再掉泪,他就更难过了。

车开到师父家门口,我和杜勇又把他抬下车,小心地放进轮椅。他家养了一只鹦鹉,以往师父耐着性子,教它念“老曹”、“你好”。可鹦鹉却摆谱,老是把“曹”念成四声,仿佛在挑衅。师父忍无可忍,直接叫它“笨蛋”。师父后来把这事当成笑话给我们讲,起初我并不相信,直到去他家玩,看着他亲自跟“笨蛋”配合示范了一遍,人鸟来言去语,像在说相声,我被逗得大笑。如今师父回到家中,“笨蛋”似乎也通了人性,看到自己的“搭档”生病了,也不讲话了,头一直低着。

元旦,我又去了师父家,看到他床头柜上平铺着6张卡片,扑克牌的材质,只是尺寸更大。牌面上绘制着粗线条的卡通图案,比如水杯和点心。师母说,这是杨建军想的办法,他昨晚来看曹兵,带来了这些卡片。

往后的几周,分管检察长、院政治部的领导也来看望师父,杜勇随同前往,知道他念旧,便从单位带回了他最钟爱的老相册。

一次去师父家,师母告诉我:“曹兵的战友们平常也来,有个人很奇怪的,搬了一个小板凳,坐到曹兵床边,也不讲话,只给曹兵剥橘子吃。一整个下午,他们两个就在那儿发呆。到了晚上5点,我想留他吃晚饭,他摇头说不用,打声招呼,就回去了。”

我问那人长啥样,师母说,人比老曹小几岁,头戴着灰绒鸭舌帽,进屋后摘掉帽子,一个毛寸头。身高超过1米8,穿老旧的咖啡色皮夹克,背部和袖口全都磨白了,像剥了皮的橘子瓣。

我想,那应该就是我在照片里见过的尹东明。

杨建军来得更勤,他怕老战友无聊,专门给他买了一部平板电脑,在里面下载了老影片和象棋游戏,每逢周末就来陪曹兵下棋。老哥俩从在部队里认识就开始下棋,下了几十年了,师父一直是个臭棋篓子,就没赢过杨建军几次。有次我观战,杨建军开局占优,下到棋局的末尾,却失掉了马和车,被师父连续两次“将军”,只能认负。杨建军拍着大腿,表现得非常懊悔:“老曹你生了病,技术倒长进了不少,反应也比我快,一定要保持这种状态,你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”

我立刻明白了杨建军棋艺“退步”的原因,心头一酸,搓了搓鼻子。

2019年初春,我到看守所提审,在第二监区的走廊上遇到正在巡监的杨建军。他对我说,师父前几天在平板电脑上给他打了一行字,“老曹知道你喜欢写案子,他家里有一本内部刊物,让我帮他找,给你拿去作参考”。

两个月便是暖春。气温回升,师父的身体状况也有所改善,右臂可以稍微抬高些了。杨建军打算带他出去走走,顺便带上了钓鱼竿。我和老杨把师父放到轮椅上,师父垂头望着自己的双腿,神色悲痛,似乎还接受不了残酷的现实。

我推着轮椅,老杨背着鱼竿,带师父来到一个湖畔。师父有点困乏,努力睁大双眼,像在看一个全然陌生的世界。我将轮椅刹住后,师父的左手不断地在身后摸索,我问他是不是口渴,他微微摇晃脑袋,他要找的东西似乎非常要紧,他急得快哭了出来。这时,杨建军拍着后脑勺:“我们把书给忘了——上次跟你提到的那本书,我在他家里找到了,刚才忘记拿。”

我望着师父,感觉喉咙发紧,好似有颗棱角分明的石子堵着。我俯身在他耳畔轻声说,这本书完全可以等钓完鱼回家再取,没什么关系。

“他是想亲手交到你手里。”杨建军补充了一句,“给你一个惊喜。”

我强撑着朝老杨笑了笑,转过头佯装去看别处的湖光——可看不清了,那些清澈的湖水流入眼眶,泛起一层银亮的水雾。

一旁的杨建军已经甩出鱼竿,我以为是他负责垂钓,师父在一旁观看。过了很久,鱼竿抖动了一下,老杨迅速起身,移动了两步,让师父用左手把竿子紧紧握住,他再手把手,娴熟地将鱼竿收线,嘴里轻声细语,仿佛是第一次教师父钓鱼。

被钩上来的大鱼,在这两个老小孩面前猛扫着尾巴。看见师父久违的笑容,老杨也笑了,夸他“钓得好”。我站立在他们身边,再也控制不住,两眼像拧开了水龙头。

后记

这几年,师父一直坚持在做康复训练,现在右臂已经可以抬升到90度,只是下地还有些困难。我去看他时,觉得他比以前精神些了,已经能在台灯下看报纸。尽管还是不能说话,但他的脸上有了笑容。

跟师父共事时,有次赶赴看守所提审,他嘱咐我不要忘记佩戴检徽,说完顺手将检徽抛了过来。检徽在半空中翻转,我伸手握住,下端的尖角嵌进了“大鱼际”——多年前的那种触感,在几年后我敲击键盘时,仍会隐隐地显现。

转身望去,窗外守候着灼人的黑夜,远处的灯火稀稀落落,我不由想起师父曹兵当年对我讲的话:“这是一份经常要接触黑暗的工作,你心里头要有一个手电筒,时刻保持常亮。”

谨以此文,献给老一辈的检察干警。

(文中人物均为化名)

作者:左权

编辑:沈燕妮

题图:关斌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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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:左权